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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镇往事后记八年辛苦不寻常

发布时间:2021-01-20 09:09:22 阅读: 来源:车轴厂家

养生之道网导读:八年辛苦不寻常——《通镇往事·后记》回忆录《通镇往事》(以下简称本书……

回忆录《通镇往事》很快就要与家乡父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的激动心情难以抑制。趁本书付印之前,对书前《弁言》未尽之意,再做一些延展或补充。

本书从议事起步到最终完成,竟用了八年时间,恰与我国全面抗日战争时间相等,二者似乎都用得着李长吉的一句诗:“天若有情天亦老”。这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幸运,因为我们正好赶上了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伟大节日;本书重点之一《敌忾篇》所收十篇文章,就是直接或间接反映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似可作为一份薄礼献上,聊表我辈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本书收正式文章80篇、插图400多幅,分为寻踪、州河、思乡、敌忾、风云、商海、悬壶、演艺、化雨、平民、水灾、幺锣等12大类,大致囊括了政治、军事、史地、经贸、工农、交通、医疗、教育、文艺、风土、民情诸方面内容,是否称得上是一部带有文学性的通海小百科全书,只能交给乡亲们去评判了。

我在本书的一些文章中适当加了按语,这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对所写人物、故事作适当增补,或对个别撰稿人作简单介绍;二是对某些史实作必要考订;三是对某些方言或习俗进行解释。下面仅就二、三两点略作说明。

本书要求写真人真事,不容许有虚构,这一点所有来稿都基本做到了。但由于时间久远,记忆模糊,一些文章提到同一件事,难免有互相抵牾之处,我往往会花一些精力进行考证、咨询,以便澄清更正,这也许是因为自己长期从事研究工作而形成的一种“职业病”,但我觉得作为总纂,确有义务这样做,不然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我会抱憾终生的。例如我是亲眼见过日寇祸害家乡、制造白色恐怖的,但通海口何时沦陷,我原来也不清楚,后来查了县志、镇志以及其他历史资料,才弄清楚日寇两次轰炸通海口在先,而进攻、侵占通海口则在后。又如通海口解放,我也经历过,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解放大军的一部正准备渡江作战,路过通海口,亲见他们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老百姓留下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深刻印象。大军过后便再也见不到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政权的影子,这应该是通海口正式解放的时间——1949年春夏之交。而有几篇文章则说法不大一致,有说是1948年的,甚至还有说是1947年的,镇志对此也未作明确交代。至于1948年有南下干部赵志成等在沔西建立区级民主政权,按照我的理解,那只能说明国民党政权已明显处于劣势,并未完全倒台,国共双方还在展开拉锯战,张道才的《中秋节的枪声》以及我在其文后所附的按语,能多少说明这一问题。县志大事记说,1949年5月19日“沔阳全境解放”,我想是有道理的。

为了体现地域特点,本书适当运用了一些通海口方言,这些方言仍有生命力。如把事情办砸或发生意外叫“错拐”,形容人很坏叫“蛮拐”,瘌痢头叫“热包”,称女孩为“坛子”,称腐竹为“豆筋”,称经过发酵产生霉变的卷筒豆制品为霉千张、霉张子或霉筒子,称喜鹊为鸦鹊子,称哄骗为“呼”,称占便宜为“赚相应”,称游泳为“打鼓泅”,称打耳光为“刷嘴巴”或“刳嘴巴”……当然,有些方言可能会造成外地读者的理解障碍,为此我采取了随文注释、图片说明或加脚注的办法。有一件事说来有趣,我收到的稿子中有好几篇提到“蒿草”“蒿把”“蒿菜”这类名称,外地人一定会把“蒿”念成hāo,字典也是这么注音的,然而家乡人却把它读成gāo。我知道他们所指的是同一种水生植物,我小时候在家乡不仅见过——我家老潭边就长有这种东西,而且还吃过,它就是古书上所说的菰,也就是现在人们在菜市场能经常买到的茭白。有好长一段时间我百思不得其解,明明“蒿”不能读gāo,更不能指代那种植物,几篇文章何以如此不谋而合?我曾以为此物既然是生长在水中或水边,也许应该写作“皋”。有一次改稿突然碰到“跶跤子”“板跤子”“参跤子”之类的方言词汇,“跤”本读jiāo,而在通海口却发生了音变,读gāo,由此即生顿悟——茭白的“茭”,在家乡方言中也是念“高”的,与粤方言读音相近。依此类推,所谓“蒿把”就是茭白,所谓“蒿草”“蒿菜”就应该写作“茭草”“茭菜”。普通话的茭白既指菰的整个植株,也指一种蔬菜,据科学解释,菰的花茎经菰黑粉菌侵入后,不能正常抽苔开花,而刺激其细胞增生,基部形成肥大的嫩茎,这就是人们用来做菜的茭白。而我们家乡对菰则分得较细,除了茭白,还有茭草和茭菜,普通话中没有这两个专有名词。茭草泛指整个植株。茭菜则很特殊,它是呈条状的嫩茎,用来炒肉丝,鲜美无比,是我们家乡的一道名菜。

本书还有几个专有名词也要顺便说明一下:一、曾被叫做母亲河的州河,有些文章写成“洲河”或“通洲河”,今以“州河”为正。有一种解释是,此河横贯沔阳州,故名,可采信。二、过去通海口人把日本侵略军称“老东”,这同早已进入普通话词汇的“日本鬼子”一样,都是贬义词,在本书中“老东”“日本鬼子”“日寇”混用,不加统一,目的是唤起各方人等的记忆,不忘国耻。拙文《我的童年是在老东铁蹄下度过的》引言对此有说明,可参看。三、日寇把他们所占领的通海口州河南岸称为“日华区”,而有文章却写作“日化区”,我已查过资料,以“日华区”为是,意思大概是指由日本人管辖的原华人地区吧。四、汉奸部队称为“皇卫军”,是日寇和汉奸自定的称呼,日寇自称“皇军”,自然属于对天皇效忠的御用军,“皇卫军”虽也是保卫天皇的,但受“皇军”统辖,协助“皇军”作战,毫无疑问要比“皇军”低一等。有文章把“皇卫军”写成“皇伪军”,则是错的。

平心而论,我虽花了几年时间对本书修改润色,但如果没有一大批热心快肠之人的襄助与援手,我也是一筹莫展的,下面将分而述之。

我首先要提到撰稿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家乡老人们提供的题材多样、事件真实、形象鲜活的文章,我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无能为力。正是由于他们的积极配合,踊跃供稿,我才得偿夙愿。如果本书真能立于世间,有助于读者温故知新,那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正因如此,我在征得几位老乡和出版社的同意后,有意打破常规,只列出编写组名单,并将撰稿人置于优先位置,而不设立编委会,也不聘请社会贤达和重要领导人担任编委会主任或顾问之类。

本书之所以能大功告成,除了撰稿人的共同努力,还与一大批志愿者的无私奉献也分不开,故在名单中又设了“工作人员”部分,就是想以此对大家的劳作予以充分肯定。

“工作人员”部分首设“总监”一栏,这是有意仿照影视剧的做法,大概在图书出版方面罕有先例。考虑到本书涉及面很广,而我对发生在通海口街上的事情并非都很了解,所以需要有人在内容上特别是史实方面帮助把关,雷万春、王恒璧、刘祖荣、刘声才、熊镜川等五位乡友在通海口生活的时间较长,自是责无旁贷;事实上我在编纂过程中,也确曾多次向他们请益问难,他们通常能给我比较满意的答复。其中刘声才先生是撰稿人和工作人员中已年过八旬的少数老人之一,他笔下的日寇罪行、一二八师功过、苏振东劣迹等,真实而又生动,能道他人之所未道。他算得上是通海口的活字典,为人又极谦和,我常就某些史实疑点通过电话向他讨教。

刘祖荣、李佑垓、张定福、张道才、陈志学、莫茂修、黄天亮、韩训政等先生承担了组稿、联络工作及其他杂务,我同其中的不少人有过多次电话联系,托他们办过很多事情,他们都是有求必应,毫无怨言。特别是祖荣君,他实际上是本书的义务总管,因而我同他的联系也最多,我手头的上百篇稿件、好几十幅珍贵照片,大多是通过他征集到以后再找人输入电脑传送过来的。听说他前几年不慎摔折了腿,然未等痊愈便积极奔走于通海口和仙桃两地之间。黾勉从事,一至于斯,着实令我感动!顺便指出,刘、李、二张、韩都承担着繁重的写作任务,他们所提供的稿件都有相当分量,填补了很多空白。

因为稿件太多,我一人顾不过来,不得不借重熊镜川、张礼成二位的力量,请他们帮忙修改了一二十篇稿件。二人尽管不是科班出身,但有较好的文字功底,此次能为本书提供多篇颇耐咀嚼的好稿子,就说明了这一点。这里特别要提到本书《开明人士朱乾清》一文,它是张礼成采访朱振邦先生之后整理的。朱乾清是朱振邦之父,是通海口的开明商家,多有善举,一向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尊重,很多文章都提到他。我这里也曾收到过一篇写乾清老人的稿件,但不是很理想,我希望得到更充实的材料,于是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礼成君。朱振邦先生是镇上颇有资望的文化人,也是通海口的活字典之一,几十年来坚持写日记,只是不大愿意接受别人采访。礼成君似乎并不善于交际,他究竟通过什么办法让朱先生敞开心扉,我不得而知,但从整理的这篇文章来看,他不负所托,令我满意。黄文今女士也是我特聘的协编之一。她是内子的得意门生,有很好的文学修养,现就职于广西法制日报社,是一位资深编辑,这次请她初审全稿,在文字和体例规范方面把关,其认真细致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图文并茂——这是我一开始就在追求的理想图书,为达此目的,我决定从三方面入手:一是请撰稿人或其亲属提供照片,二是从旧书报特别是网上搜索图片,三是请人作画。

当稿件收集并开始加工的时候,征集照片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为此我专门给刘祖荣他们发去一函,要求大家尽量搜寻箧笥,找出老旧照片,甚至提出“照片越老越珍贵”;对于撰稿人自己,我也强调尽量提供年轻时的照片,以增强本书的时代感。大家积极响应,抖搂家底,倾其所有,给予支持。但从结果看,老照片少而近照、彩照多。最老的照片当数夏氏兄妹提供的那张沔阳县医联会第八区分会1952年成立时的合影,它几乎囊括了当年通海口医学界的精英,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医联会主任夏愚诚,以及中医王翠亭、石华亭,西医钱相如、钱又新等,真称得上是文物级的照片了,弥足珍贵。其实老照片不易征集也很正常,在旧中国,一般人谋生尚且不易,哪有闲钱照相;解放初人们生活虽有所改善,但照相仍属“高消费”,何况那时通海口尚未出现照相馆。我也一样,现在手头保存的最早照片只是1957年的初中毕业照,而且仅此一张。

至于文物,我在征集照片时也顺便提过,然而更难寻觅,只有镜川君手头藏有一件传家宝——“八仙过海”木雕,是解放前福兴永商家神龛上供奉之物,当我从他的一篇文章中得此线索,便立即发短信请他找人帮拍照后传送过来,他很配合,立即照办。这件文物也称得上是吉光片羽了。另外,本书在校对过程中,突然收到庞刚从通海口电传过来的,其伯父庞生桂1950年中南军政大学毕业证书照片,证书钤有四野总司令兼校长林彪和政委罗荣桓、邓子恢的手书体印章,弥足珍贵,现已插补到庞生桂的文章中。

说到网上搜索,也颇费周折。网上虽有千千万万的图片,令人眼花缭乱;但真正切合本书文章内容、有时代感、有地域特色的并不多,

本书采用的如日寇奸掳烧杀、慰安妇、革命先烈胡幼松、辛未年水淹汉口、民国20年沔阳县政府发给灾民逃荒的“护票”、解放初的荆江分洪工程等经典老照片,虽然宝贵,然而毕竟有限,而大部分则需通过软件进行处理加工方能使用,费工费时。

光有照片和网图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不得不再请人根据文章内容作画。

说起绘画,首先得提到夏甸清先生,他对本书贡献尤钜,那精彩封面和20多幅有时代感、有地方特色的插图,均出自他手。我与夏君素无一面之雅,同他打交道纯属偶然。其外甥女熊莺现任教于广西大学,曾从网上下载了夏君散文《住蒋家老屋的日子》,以为不错,特地向我推荐,我拜读后也觉得好,想进一步了解他。当我从网上查到他的生平,知道他是科班出身的画家后,真是喜出望外,他不就是我一直要找的既是老乡又精通绘画的人吗?这更增强了我要把本书做成一部图文并茂出版物的信心,于是给他发了一封电函,说明了我的编书意图,并希望他能助一臂之力,夏君果然爽快,欣然操觚,佳作频传,甚合我意。夏君早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曾师从现代著名画家吴冠中,先后任湖北省包装协会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昌理工学院艺术学院教授等职,工艺美术设计、水墨画、速写、素描等均所擅长,他是从通海口走出去的难得艺术家!鉴于配文插图还有缺口,而夏先生为本书付出已多,实不便多加叨扰加码,只好外聘两位画家分担,一位是陈庆珠先生,另一位是苗小江先生。陈君是广西大学美术教授、著名油画家,40年前我们曾经共过事,且时间不短,后来虽然单位分开,但联系依然较密切,并几次得到他的宝贵画作。他1965年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专攻西洋油画,自20世纪90年代起,创作由人物画逐渐转向以风景油画为主,作品呈井喷式出现,至今已创作八九百幅,先后在海内外举办个人画展20多次,有多幅作品获奖或被全国著名艺术馆收藏,还出版画集多部。他此次在百忙中为本书作插图十多幅,这对他来说虽是小菜一碟,可为了更切合文章内容并充分体现地方特色,我曾请他反复修改,他竟不惮烦劳,直画到我认可为止。苗小江先生也帮画了近十幅插图,我要求的是线描画,他完全予以满足,并同样根据我的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我与苗君素昧平生,我原是请友人、南国早报社长刘军先生替我在他们报社物色一位资深美术编辑帮忙,他满口答应,我这才有幸与苗君结缘。苗君所绘插图有自己的特色,既不同于夏君的国画传统,也迥异于陈君的素描风格,从而使本书插图有了多样性品格,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效果。老乡夏志高先生也主动贡献了一幅街景水彩画,只是本书仅限黑白色调,难以还原其本真,但仍能看出夏君有绘画基本功。我原想请夏君多画几幅插图,但打听到先生不会使用电脑,甚至不喜用手机,这样一来,彼此便无法用文字联系沟通,此事只得作罢,憾甚!至于我所画的瞄罾子图、纠把子图、自家草屋图等,难免稚拙,权当示意吧。我虽一生喜画,但从未进过专门学校,更未受名师指点,之所以要勉为其难画这么几幅,那纯粹是为了还原自己或自家生活的原貌,并非要刻意表现。

当然,本书之所以能够编成并出版,除了以上提到的撰稿人和工作人员的贡献,我还要特别提到:

历届市镇两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很多直属单位的领导,还有在通海口本地以及在北京、武汉、广西、海南等外地工作的乡人,他们同样对本书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帮助,尽管我对他们不熟悉,但我会永远记住这份宝贵的乡情!

我也没有忘记广西人大常委会委员、原广西日报社社长、仙桃老乡李启瑞和当代广西杂志社社长李庭华二位先生,正是由于他们的指点和推荐,我才选中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家在全国有影响、有实力、以出版高品位图书著称的单位。该社编辑人员对本书的编辑、设计我很满意。此外,民族印刷厂的区涛、黄品玲、覃玉、蔡英等先生或女士在电脑技术方面的积极配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有一段插曲似不可不提,它牵涉到本书一位重量级人物史玉樵生平事迹的完整性。

恕我孤陋寡闻,我原本不认识史玉樵,过去也没听说过他的大名,直到这次编纂本书,读了庞生桂兄写的文章,我才对他有所了解:抗战时期,他竟敢在日寇占领通海口实行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公开在小学向学生灌输反日思想,教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歌》《八路军军歌》等爱国歌曲,巧妙与日寇周旋。仅此一点,足让我辈尊崇、世代景仰。可惜庞文对他解放后的生平事迹交待得少。我查了1989年所修《通海口镇志》,上面有史玉樵小传,说他1950年毕业于中原大学戏剧系,在湖北省文联工作,写有几部剧本,1986年“离休”,仅此而已。我想得到史公更详细的材料,包括他的生活近况,然而从网上多方搜索未果。不得已,只得暂将镇志小传附录于庞文之后,以便让更多人借本书牢记这位可敬的爱国文化人。

正当我对本书准备进行二校时,突然收到祖荣君传来的史玉樵发表在《长江》丛刊1992年2期上的一篇散文《故乡的重阳树》,如获至宝,将其一口气读完,觉文情并茂,真乃大手笔也!未几,又无意中从侄婿张光照电话中得知,他在雷姓人家那里见过一幅史公1990年重阳节返乡探亲时与乡亲的合影,这更是令我欣喜不已,我立即发短信通知祖荣,请他一定想办法弄到这幅照片。祖荣闻风而动,从仙桃赶往通海口将此照片借得,叫人通过电脑扫描传了过来。此事重新燃起我弄清史公生平的欲望,于是向我的同学、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惠芳女士求助,李教授联系上她在湖北省文联工作的得意门生孟德民主编,孟主编又辗转帮联系上史玉樵之子、一级警督史凡先生。于是史警督通过“网聊”接受了我的采访,并电传了多幅他珍藏多年的史公或与史公有关的老照片;承蒙史警督的信任,他特别向我推荐其生母、84岁的史公前妻崔之源女士,说她记忆力好,熟悉情况,我便通过电话采访了她,从而得到很多第一手材料,填补了史公生平的一大段空白。我根据几人所述,重新整理了一份史公生平,附于其《故乡的重阳树》一文后面,同时撤销了庞文后附的那篇镇志上的小传。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总而言之,本书既是一项颇费时日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部多人合奏的交响曲,我谨在此深深感谢那些直接参与者、热情关心者、积极帮助者——无论是旧朋今雨,还是缘悭一面的女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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