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下半场前瞻

“十二五”下半场前瞻

几乎所有实证研究都表明，当一个经济体处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时，增长的动力是固定资本形成率(Invest)、人力资本(Schooling)和对外开放度(FDI)，要素积累是主要动力，其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尤为重要。而进入中高收入阶段，试图跨进高收入阶段时，制度和原创性技术进步就会成为增长的主要因素。　　分工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实际反映的是分工的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转换。而什么会阻碍分工的深化呢？一是物理方面的约束，比如交通运输费用太高。二是交易风险产生的约束，比如大家彼此不信任，不交易或交易很少。　　这两个方面，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当市场交易越来越超出熟人范围，必须由政府作为第三方来界定产权，保证交易顺利进行。政府成为公正和安全的供给者，就能促进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展，深化社会分工。但政府本身又是最大的“非生产性集团”，与政府活动相关的支出构成社会的“政治型交易费用”。政府垄断了暴力工具，所以能保证交易公正进行，但这些工具同样能侵犯公民和法人权利，“政治型交易费用”一直存在自我膨胀的可能。　　一个国家在中低收入阶段时，可以在“政治型交易费用”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分工收益，例如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低成本地起飞；尽管政府有寻租倾向，喜欢投资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短时期内降低分工成本，只要成本的降低足以抵消“政治型交易费用”的上升，这种投资就仍是有效的。　　可是，越接近高收入阶段，模仿就越来越难，而投资收益将会递减，同时被“政治型交易费用”侵蚀。这时，唯一正确的出路是，千方百计降低“政治型交易费用”(由政府治理水平决定)，同时更多依靠技术创新，特别是原创型的技术创新。　　为什么“十二五”后两年，打造经济升级版、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推进治理现代化，都到了不容再错过的关键时期呢？因为我们无法再通过模仿提升分工收益，同时，如果没有国家和政府治理的突破，“政治型交易费用”将膨胀到社会无法接受的地步，传统经济模式的固化和既有社会利益格局的固化将共同使得陷阱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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